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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的成都
浏览:    来源:成都地方志   发布日期:2016-01-19 15:16

公元581年,总揽北周军政大权的杨坚从年仅八岁的宇文阐手里接过北周的政权,建立了隋朝。蜀地虽长期遭受战乱与虐政的严重影响,但它究竟是天府之土,“水陆所凑,货殖所萃”的一都之会。时局一经安定,社会经济文化一度衰退的成都就又重新走上繁荣兴盛的道路,出现“百姓繁庶,衣食丰衍”的景象(司马光《稽古录》卷13、14)。

《隋书·地理志》载,当时蜀郡有105,586户,按口户比5.166推算(口户比,据赵文林、谢淑君著《中国人口史》第五章三节“各省区隋代人口数”),则蜀郡人口当有54万多。除长安、洛阳两京外,成都与丹阳(今南京)、江都(今扬州)、南海(今广州)等城市都是隋代著名的商业都会。在隋末农民大起义的浪潮中,成都也未受到直接的影响,仍是社会安定的繁华富庶之区。唐李渊就皇帝位次年(公元619),关中荐饥,便从剑南运粮济关中;关中之人也来蜀就食。由此可见隋末虽乱,深处内陆的成都平原却安宁而富足。

由隋及唐以至五代和宋,成都一直在相对安定的局势中发展。当然,其间也发生过像公元765年崔旰(即崔宁)率兵至成都攻杀郭英义之战,邛、泸、剑州牙将率兵攻崔旰之战,768年杨子琳乘崔旰入朝之机率兵袭成都,783年张朏作乱攻占成都,以及公元806年高崇文、李元奕等攻取成都,平刘闢之乱等,但都不是大的战争,时间也都不长。在这一时期中,成都蒙受损害较大的主要是公元829年(唐文宗太和三年)和公元870年(唐懿宗咸通十一年)南诏两次侵蜀。特别是太和三年十二月那一次,南诏军“留成都西郭十日。其始,抚慰蜀人,市肆安堵;将行,大掠子女、百工数万人及珍货而去。蜀人恐惧,往往赴江流,尸塞江而下”(《资治通鉴〉卷244)。成都诗人雍陶当时曾写《哀蜀人为南蛮俘虏〉诗五章(载《全唐诗》第八函六册)纪其事。其《初出成都闻哭声》云:“但见城池还汉将,岂知佳丽(指成都妇女)属蛮兵;锦江南渡遥闻哭,尽是离家别国声!”可见当时成都人民在这次战乱中遭受的苦痛。不过南诏两次兵临成都的时间都不长,所以总的说来成都还是相对安定的。

唐代是我国古代国力最强盛的时期,是当时世界最大的统一的国家,又是当时世界上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国家,从武德初到天宝末的一百三十年中,封建经济的发展为唐王朝累积了很丰厚的物质基础;伴随着经济发展而来的人文建设的发展,其规模和水平也都超过前代。治所在成都的剑南道(肃宗至德后为剑南西川)为唐王朝的“要冲大郡”,朝廷委派此地长官极为审慎,正如唐人卢求《成都记序》所言:“赤府畿县,与秦(指长安)洛(洛阳)并,故非上将贤相殊勋,德重望实,为人所归伏者,则不得居此。”按《旧唐书·地理志》,唐王朝选派各地节度使,唯剑南西川(治成都)与荆南(治江陵)、淮南(治扬州)三地须“使亲王领之”,足见其地位的特别重要。剑南西川之所以重要,一则因其北接秦陇,东距吴楚,“控带蛮落,扼戎限羌”(《成都记序》),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一则因其为富庶之区,是唐王朝主要的财源地之一。陈子昂在劝武则天勿向西羌、吐蕃用兵以免扰乱西川的谏疏中说:“蜀为西南一都会,国家之宝库,天下珍货聚出其中。又人富粟多,顺江而下,可以兼济中国”(《旧唐书》卷190陈子昂传)。

唐代成都地区经济大发展。首先是兴修水利,进一步发展了农业生产。例如唐太宗时,益州大都督府长史高俭,附都江堰旧渠疏决支渠,既解决了当时濒渠豪家相互侵夺的问题,又扩大了灌溉面(见新、旧唐书高士廉传)。高宗龙朔间,在都江堰东开百丈堰,引水以溉彭、益之田。武后时,彭州长史刘易从引沱江水灌溉九陇(今彭州市)、唐昌(今郫县崇宁)之田。玄宗开元二十八年,章仇兼琼在新津县从邛江口开通济堰,引水南下百二十里,溉眉山、彭山等地之田。天宝二年,成都县令独孤戒盈于成都城南开官源渠,筑堤长百余里(以上见嘉庆《四川通志》卷23《隄堰》、卷112《职官·政绩》、《新唐书〉卷32《地理志》等书)。僖宗乾符间,高骈筑縻枣堰,分郫江水绕成都城北流,再折而南,与检江会合,兼收防洪与溉田之利(见宋杨甲《縻枣堰记》)。这些水利设施的兴建,加以唐初采取的一些政策措施,强制和争取劳动力开辟了大量荒地,以及蜀中推广间作、复种等耕种方法,扩大了麻、茶、桑、桔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遂使成都平原成为当时全国农业最发达的地区。

唐代十分重视手工业。官营、私营并存,“两条腿走路”,手工业空前发达。主要为满足朝廷和地方官府需要的官办手工业——以强制手段和垄断形式出现的封建生产,自然有妨碍民间私营手工业发展的一面,但因它有政府专设的官署管理,有雄厚的资财作后盾,并从各地征调能工巧匠到宫廷和地方官办作坊做工,利于生产技术的交流和改进,从总体上看,它对于手工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唐代成都手工业很发达。其最著者如织锦、造纸、雕板印刷等,都是驰名全国的。

成都生产的锦、绫、罗等丝织品,工艺精巧,质地优良,自汉以来便行销国内外。在唐朝,也是皇室及臣僚们珍爱之物,需求甚多。史载玄宗开元、天宝间,益州(成都)年贡春彩十万匹,都是精美的丝织品。自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正式废除租庸调法,实行以实物折纳钱币为主的“两税法”后,西川夏、秋两税,半是以绫罗锦之类折纳的。每年向朝廷进贡的丝罗锦数量甚大。唐代著名诗人王建的《织锦曲》(载《全唐诗》第五函五册王建卷之二)说:“锦江水涸贡转多,宫中尽着单丝罗。莫言山积无尽日,百尺高楼一曲歌。”

成都地区丝织技艺,到了唐代似乎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高妙精美,堪称独步。晚唐诗人陆龟蒙写了一篇《记锦裙》(见《全蜀艺文志》卷56),自言他看到一幅长仅四尺,“下阔六寸,上减三寸半”的“蜀锦裙”,上面织就了势如飞起的鹤20只,耸肩舒尾的鹦鹉20只;二禽之间,隔以花卉;“界道四向,五色间杂”,道上还“细细点缀”,“微云锁结”,“流烟堕雾”,春草古苔,远山流水等,皆“条段斩绝,分画一一有去处”。陆氏认为,这幅残缺的蜀锦裙,“纵非齐梁物,亦不下三百年矣”。他惊叹:“昔时之工,如此妙耶!”《旧唐书·五行志》载,唐中宗李显的女儿安乐公主出嫁,“蜀川献单丝碧罗笼裙,缕金为花鸟,细如丝发,鸟子大如黍米,眼鼻咀甲俱成”,只有视力很好的人方能看得清楚。如此巧夺天工的绝妙精品,使《旧唐书》的撰者感到神奇莫测,不敢相信人工能做出这样的罗裙,竞谓之为“服妖”。这些稀世之珍,是成都地区丝织业发达,能工巧匠辈出所必然结出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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