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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街与一座雕塑的传奇
浏览:    来源: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发布日期:2019-04-17 09:45

春熙路,是成都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商业文明的见证,记载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变化,传承着这座城市独特的文化气质。2005年,具有时代前沿观察家之称的《新周刊》以养眼、美食、便利、休息、人气和商气六大指数,再次推出中国商业街排行榜,春熙路以自己特有的魅力和个性,超越北京王府井打进该榜前三甲,仅次于香港铜锣湾、上海南京路,荣获全国第三商业街美誉。成都人钟情春熙路,犹如上海人钟情南京路,北京人钟情西单和王府井一样,那种情结只有成都人自己最清楚。

一、春熙路建成始末

时光倒流,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老成都。 

一条名不见经传的窄街小巷连接着东大街和商业场,这是成都历史上两个驰名的商业中心。

 

 

四十年代的春熙

东大街是出东门下川东的必经之路,历来车水马龙,络绎不绝。独特的地理位置注定了它的繁荣,当老成都的历史走到清代时,东大街已经成为成都最早的商业地标,更是成都最富庶的街道。街上有很多两三层楼的铺面,凡是大绸缎铺、大疋头铺、大首饰铺、大皮货铺,及名字号和专门贩卖苏、广、京货的商家,大都集中在这里,在南北两门相距九里三分的成都城内,东大街被誉为蜀中第一街。 

商业场最初叫“劝业场”,是四川省首创的第一个集中营贸的大型商场。宣统元年(1909)三月初三开场。全场共有150余家大小店铺,都是经劝业场事务所在各个行业中严格挑选出来的,几乎把成都省城的工商精华都荟萃于此了。后来,商业场虽然遭受过兵、火两灾,但很快元气恢复,鼎盛时,场内商家店铺达到260余家,成为东大街后老成都的另一个商业中心。

前有东大街,后有商业场,令人苦恼的是,从东门上来的客商、行人,经东大街去商业场,必经之路却是那条名不见经传的窄街小巷。小巷尤如羊肠,九弯十八拐,周围是前清按察使衙门。民国后,衙门废置,空地上胡乱搭建的店铺此起彼伏,杂乱无章。因此,修筑一条比较宽敞的马路,打通东大街到商业场的交通,连接两个商业中心,是当时商业发展的形势所致,也是广大市民、客商的迫切愿望。加之,民国初期,又从江南吹来一股时尚风,许多大城市兴建马路,以汽车、东洋车(黄包车)、自行车代替骑马、坐轿。成都历来追逐时尚,赶时髦者,觉得用汽车、黄包车来为老爷太太小姐们代步,比起乘四人抬轿,既快又新奇,也要求修马路,为时尚提供方便。形势所趋,这路修与不修,怎样修?问题便摆到了当时督理四川事务的杨森面前。

 

 

改建前的春熙路北口夜景

19245月,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所控制的北京政府任命杨森督理四川军务善后事宜,邓锡侯为省长,刘汀为川、滇边防督办,袁祖铭为川、黔边防督办,刘存厚为川、陕边防督办,田颂尧为四川军务会办。杨森任督理后因握有成都兵工厂、造币厂,增兵聚械,野心勃勃,企图武力统一四川。为了巩固其地位,他延揽了黎纯一、喻正衡等一批欧美留学生进入幕府作智囊团成员,继续推进新政。新政的主要内容不外乎是兴修马路、开辟公共体育场、成立成都市立通俗教育馆,以及妇女不准缠脚,男人不准穿长衫等。杨森将修马路列为首务。委派旅长王缵绪为市政督办兼马路督办。

 

 

春熙路锦华馆

有了修路的打算,这修路的钱从何而来?杨森的智囊团建议出售官、公、学、庙产开辟财源。也只有官、公、学、庙产杨森才有处置的权力。当时,前清按察司使署,习称臬台衙门的废址属于官产。这所衙门前为“经厅”,中为“刑厅”,后为“司监”(即监狱)。相传清同治二年(1863年)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与此后反帝运动的民众领袖大足余栋臣都曾监禁于此。司监的旁边是池塘。衙门南向走马街,北倚总府街,由南到北深度近二百公尺,为各衙门之冠,在社会上有深按察之名。民国初期,衙门废置,先划出小部分建立中城小学,继而又将池溏及小部分房屋拨与成都基督教青年会办英文学校使用。其余空地无人管理,变成小商小贩聚集场所,并开有绸缎店数家。1920年四川高等审判、检察两厅,请准将衙门变卖,作维修监狱之用。因军阀内战影响没有卖成。既然按察司衙门已有请准标卖的前案,现在若能从中开辟一条马路,两旁地皮自然很容易售出,这样,既可得到一笔巨款,又可发展交通,促进商业发展,名利双收,何乐不为。智囊团的建议,于公于私都与杨森十分有利。杨森欣然采纳了建议,立刻饬令督办王缵绪作修路的详细勘测规划。并请从英国留学回成都的道路桥梁工程师邓曼君先生商议筑路之事。在规划时,杨森采纳了英国牛津大学毕业的一位戴顾问的设计。设计规划的马路为东、西、南、北四段,十字交叉,路中修建一街心花园。根据设计,马路从东大街与走马街交口处为起点,直到商业场。沿线商店、民宅一律在限期内自行拆除,迁往别处。初步测量划线,要与商业场对直,既省钱、省工,路又直。这样就必须将总府街馥记药房拆除,但该药房主人郑永馥(字少卿)系法国领事馆翻译(后任秘书),仗恃洋人势力,坚决不同意拆迁。杨森不敢得罪洋人,于是,这修路之事便停留在纸上。

正当杨森一筹莫展,为难之际,有一个人出来为杨森解了难。此人是凤祥银楼的老板俞凤岗。俞凤岗曾经在上海工作过,对以贩卖鸦片起家号称地皮大王的英藉犹太富商哈同因修哈同路(现南京路),获得巨大财富的事情,耿耿于怀,羡慕不已,一心想做第二个哈同。

这次杨森要修新马路,触及前情,顿有所悟。馥记药房与凤祥银楼是紧邻,郑永馥既然不愿意拆药房,而修路又是势在必行的事,他左思右想,如拆楼让路,表面上看来吃了亏,但银楼后面是他的住宅,拆去银楼,住房变成了铺房,住宅成了商业口岸,经济价值大大上升,表面损失,实则受益。自己一心想步哈同后尘也建一条“俞凤岗路”,而这次正是他结交官府发财致富的最好机会,于是他主动去见杨森,愿将自己在总府街开设的凤祥银楼拆让为路口,以便迅速施工。杨森喜出望外,当面予以嘉奖。俞凤岗趁机向杨森提出要求,新马路两侧的公产地皮让他优先承买,以弥补他的损失,杨森很爽快地答应了俞凤岗的要求,两人各怀主意,握手道别。

 

 

春熙路二十世纪60年代

协议达成,杨森命令立即动工。当时,盐市口、东大街一带因有夜市,比较繁华,惟街面狭窄,行人拥挤,铺房屋檐伸出路面,有碍观瞻,所以修路先从改造东大街开始,因民房要民众自拆自修,毫无补偿,商民多呈观望状态。杨森就派军队和民工,强行锯去屋檐,拆除门面,以致民怨沸腾,当时素有名望的“五老”徐子休等联袂到督理公署竭见杨森,代民请愿,“为民请命”,却大触其怒,遭到杨森严词拒绝。为了阻止有人继续前来说情,杨森下令,如有人再来干请,就是有意对抗新政,要从严法办,决不姑息宽容,于是以强力将反对修马路的风潮压制了下去。

工程进展到拆除按察司衙门时,因为其间牵涉到许多店的拆迁和居民的搬迁,尤其是小商小贩,一家大小,老老少少就靠着两、三米宽的地盘维持生计,所以死也不愿离开。杨森派出大量士兵,强制拆除和驱赶。不分昼夜将一座庞大的按察司衙门拆为平地,邻近的民房和中城、英文两所学校毫无补偿地一并拆除。个中贫民百姓的苦难可想而知了。

老百姓敢怒不敢言,但却激起了一位正直胆大的文人的义愤,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当时颇有名气的文坛怪杰幽默大师刘师亮先生。据刘师亮先生之孙刘仲灵讲:先祖父有文才,尤工楹联,出语恢谐,多讽世之作。目睹军阀派系相互倾轧,明争暗斗,内战不断,横征暴敛,百姓之苦层出不穷之惨状,乃创办《师亮随刊》、《师亮谐稿》等石印读物,不定期发行。不断撰文抨击当道者的暴政,人所不敢言的他敢言,而且极尽讽刺,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特别是以他“警世钟”式的语言,用游戏的笔墨,辛辣的笔触,无情地揭露社会现实的丑恶。

针对杨森强拆修路的一幕幕,他在“随刊”上登载了一副语意双关、影射杨森的对联:

“民房已拆尽,问将军,何时可‘滚’?马路也捶平,愿督理,早日开‘车’”

对联刊出,在市面流行,轰动蓉城,激怒了杨森,他下令抓人,刘师亮获信赶紧跑出成都,暂时躲避起来。

马路南、北段修建成功,一条连接两个商业中心的黄金通道形成了。杨森想找一位饱学遗老为街命名。经多方物色,寻到前清举人双流的江子渔老先生。因杨森曾被北洋军阀政府授予“森威将军”头衔,便建议将街命名为“森威路”。后来,江子渔老先生根据晋代文人潘岳著名的《秋兴赋》取路名为“春熙路”。取义潘岳《秋兴赋》中的“登春台之熙熙兮,珥金貉之炯炯”,又取义《老子》“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以春熙路命名,一则隐指此街将成为繁华的商业街,再则寓意人们对升平盛世的渴望。民国十七年(1928年)又于财政厅前空地增建春熙路东段,就新街后巷子增建西段。于是春熙路四通八达,成为成都市最繁华的商业街。

春熙路建成后,凡俞凤岗所有的北段铺房修建工程,全部由他的树业公司包工承办,铺房式样基本是穿逗结构一楼一底的中式铺房,以后由承佃的商家根据各自业务的不同,对门面进行新的装修。惟北段口的凤祥银楼(胡开文新址)和北段中部的宝成银楼因系俞凤岗的企业,建筑工艺考究,砖木结构,两楼一底,显得气势雄伟,富丽堂皇,成为当时比较注目的建筑物,其他三段的铺房建筑,都没有能超过北段。

二、中山广场的兴建

19255月,路面竣工后,成都市政督办罗泽洲在街心花园处建立一座春熙路建路纪念碑,碑四周镌刻修路经过。1927年,北伐运动开始,四川地方军事首脑宣布易帜,脱离北洋政府,拥护国民政府,乃在纪念碑上塑造孙中山先生铜像一尊,纪念其缔造民国的功勋,以供市民瞻仰。

 

 

改建前的中山园

此尊铜像所需铜料约千斤以上,全系第28军军长邓锡侯、第24军军长刘文辉捐献购置,交由成都造币厂铸塑。因时间仓促,匆匆于19281月铸就安置。是月30日在邓锡侯、刘文辉两军长主持下举行揭幕典礼。

当时,中山先生铜像为全身立像,着中山装,双手紧握下垂。塑造工艺粗糙,寓意不深。惟在碑前上方刻有总理遗嘱,碑的四方刻有“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八个大字而已。那时成都军阀掠夺寺庙神佛铜像,改铸铜元,以供招兵买马、建修西式洋房供姨太太之用。幽默大师刘师亮看见孙中山铜像两手紧握,深有所感,特撰一联:“两眼瞪着天,准备今天淋暴雨;两手捏把汗,谨防他日化铜元。”这幅联语对军阀们的卑鄙丑恶行为给予尖锐的讽刺嘲笑,引起街谈巷议,哄动蓉城。

抗战时期,余中英任成都市长,由于对书画雕刻艺术深有研究,认为原孙中山铜像雕塑技艺不佳,设计平庸,难以表现革命先行者的伟大形象,亟思改铸。1944全年国著名雕塑大师刘开渠先生来蓉,余中英即面请重新设计改铸,刘开渠先生欣然接受。经过半年多的时间,于19451月制就石膏模型。这时余市长已另调他职,陈离继任成都市长,当即继续主持进行熔铸雕塑的工作。

由于国民党蒋介石挑起内战,军事失利、政权不稳、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成都市长一职几经易人,以致新铸塑的孙中山先生铜像,延至1948年初方告完成,原来的铜像移于提督街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存放。

翌日(12日)是孙中山先生逝世二十三周年纪念日,又是植树节。重建的孙中山先生铜像定于是日上午十时揭幕。揭幕盛典由省府主席邓锡侯、军校校长关麟征、省党部主任委员黄季陆、省参议会议长向传义、成都市长李铁夫、警备司令严啸虎、省会警察局长刘崇朴、市参议会副议长孙铸颜等十人组成主席团。邓锡侯任大会主席。所有各街住户均悬旗鸣炮,参加的机关、法团、学生和市民约三千余人。座像前满放花圈,充满庄严肃穆的气氛。

典礼开始,仪式隆重。铜像前灯光灿烂,清泉飞舞,乐声悠扬,鞭炮齐鸣,市立男女中学学生列队高唱总理纪念歌。邓锡侯主席引导参加人员向孙中山先生铜像行三鞠躬礼,恭读遗嘱,并致颂词。词毕,邓锡侯登台揭去覆盖铜像之国旗,于是中山先生庄严和蔼之容颜再现人间。群众欢呼鼎沸,掌声如雷,情绪热烈,盛况空前。

这尊新铸的孙中山铜像为座像,身著传统礼服,马褂长袍,慈祥恺悌,凝重庄严,左手持一卷文稿,右手轻扣座椅扶手,作推敲状,目光炯炯,凝神深思。据刘开渠先生讲,此乃孙中山在亲拟《建国大纲》时,即使是休息时间,亦手不释卷,恒深思熟筹,每有所得,必作笔记之情景。重建的铜像经雕塑大师精心设计,寓意深邃,兼以雕塑精绝,神态逼真,充分展示了孙中山先生忧国忧民的光辉形象和革命胸怀,堪称杰作。中山广场也因此成为春熙上,那万千浮华中的一缕清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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